同样是交通肇事撞死人，杭州飙车案的胡斌判3年，成都醉驾男子孙伟铭则被判死刑。(合成照片)

　　据《南方日报》报道，30岁成都男子孙伟铭无证、醉酒驾车连撞5车后逃逸，酿下4死1重伤的惨剧，被判死刑，成为交通肇事案中全国首例判处醉驾者死刑的案件。孙伟铭是否该判死刑?为什么有的交通肇事判死，有的却只判几年?肇事者究竟应该以交通肇事罪还是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定罪量刑?面对频频发生的醉酒驾车肇事，是否应该将其单独列为刑法中的一项罪名?对酒后驾驶，除了行政处罚和治安拘留，是否应该采取更严厉的刑事处罚手段加以约束和震慑?

　　交通肇事还是危害公共安全?

　　同样是交通肇事撞死人，杭州飙车案的胡斌判3年，成都醉驾男子孙伟铭则被判死刑。究其原因，判罚的罪名不一样———胡斌以交通肇事罪被判刑;而检察院起诉孙伟铭的罪名是“危害公共安全罪”;前者严重者可判处三至七年徒刑，后者极刑可高达死刑，无论是性质还是量刑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

　　危害公共安全罪，这是一个很多人原本都不太熟悉的罪名。但近期却频频见诸报章：如撞车勒索、撞车泄愤、飙车、盗窃沙井盖、盗窃破坏电力设施、抢夺司机方向盘等等，其行为的共同特点，都是“漠视不特定公众人员安全”。

　　那么，孙伟铭的行为为什么被定性为危害公共安全，而不是交通肇事呢?成都中院以3个依据来认定其是故意：无证、醉酒、逃逸。检察机关认为，孙伟铭醉酒驾车，在与正常行驶的轿车发生追尾的交通事故后，为逃避处罚，以高达134公里至138公里的时速在限速60公里的市区道路上高速驾车，当日正值周末，车流和人流量都很大，此时的孙伟铭对自己的危险行为已持放任态度，最终导致严重后果，其行为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特征。

　　广东省交管部门人士认为，对驾车撞人事故定罪量刑的标准，不光看车主是否撞死了人，关键还要看肇事情节以及法律规定。

　　各地对醉驾处罚裁量标准不一

　　据统计，全国的机动车辆已有1.7亿多辆，实际驾驶员数量比驾照要多，这其中自然就有小部分无证的“马路杀手”;广东全省机动车(含摩托车)约为1600万辆，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数量庞大。有数据显示，我国汽车引发的交通死亡事故占全球的15%，死亡率“排名”世界之首。以2008年为例，我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26.5万起，造成73484人死亡。这其中，因“酒”而亡的案例不少。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醉酒驾车的，由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15日以下拘留和暂扣3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酒后驾驶机动车辆交通肇事，造成1人以上重伤，并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者，可按交通肇事罪定处。也就是说，即使因醉酒驾车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也仅仅被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尽管醉酒驾车为《交通安全法》明令禁止，但现实中却屡屡发生。在实际操作中，各地处罚轻重程度不一。有的醉酒驾车只以轻微违法追究。深圳不久前刚刚针对醉酒驾车者实行细化的统一裁量标准，配合执法的处3日行政拘留，拒绝执法的分别处5日、10日甚至15日的行政拘留，暴力抗法的将被累计处20日行政拘留。而南京最近出台规定，对醉驾出车祸者将吊销其驾照，且终身禁驾。

　　即便判处醉驾有罪，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罪行也是轻重不等，孙伟铭被判死;同样是醉驾杀人的沈阳车主吴凯造成3死2伤被判7年;湖北荆门掇刀区交通局原副局长周华酒后驾车撞死一人后逃逸，只判了3年。有专家认为，对醉驾肇事者量刑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裁量标准不统一，导致了判决的五花八门。寄望于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弥补这个缺憾，恐怕并不是良方，因为危害公共安全罪同样弹性过大。

　　增加“醉驾罪”震慑嗜酒车主?

　　“目前的肇事成本还不至于让嗜酒车主意识到其行为的危害性。”广东天胜律师事务所陈辉律师认为，如果对饮酒驾车行为不下“猛药”，就会因其“违法成本”过低，无法警示和惩罚饮酒驾车的行为，势必造成交通肇事案频发。

　　根据司法实践，交通肇事致一人死亡，法院的做法是依据民事赔偿的结果量刑，如果能够充分赔偿或者达成调解结果，肇事者往往被判处缓刑。

　　陈辉律师认为，有必要对现行的醉驾相关法律加以完善，对醉驾行为加重处罚。成都两位律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修改《刑法》，增加“饮酒、醉酒驾驶机动车罪”，也引起法律界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