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认定

本罪与非罪的区分

根据本条的规定，寻衅滋事罪，必须是行为情节恶劣、情节严重或者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才构成犯罪。对于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寻衅滋事行为，只能以一般违法行为论处。我们认为，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应该综合以下几个方面因素进行分析：

1、行为的方式和手段。行为的方式和手段对危害结果的大小具有决定性作用，对社会心理的伤害程度也有很大影响。因此在认定情节是否严重时，应该考察行为人是否使用了暴力、威胁等手段，是否采用了公开或者组织的方式等。

2、行为的直接危害结果和间接不良后果。直接危害结果是行为直接对社会造成损害。间接不良后果是指行为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或间接引起的损害。行为人是否造成被害人自杀，是否引起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是否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等，是认定情节严重与否的重要因素。

3、行为的时间和地点。同一行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实施，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是不同的。白天在公共场所的滋事活动当然要比晚上在荒郊野外的危害性大。

4、行为人的一贯表现。行为人的一贯表现表明了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大小，决定着行为人接受改造的难易程度。是否多次寻衅滋事、屡教不改，也是认定情节严重与否的一个重要方面。

寻衅滋事罪与其他聚众扰乱的区别

本罪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界限

三者都是破坏公共秩序的犯罪，但存在明显区别。

1、犯罪动机不同。寻衅滋事罪是为了满足耍威风、取乐等不正常的精神刺激或其他不健康的心理需要；后二者的犯罪动机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某种不合理要求，用聚众闹事的形式，扰乱机关、团体、单位的正常秩序，或者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或交通秩序，对有关单位、机关、团体乃至政府施加压力。

2、犯罪形式不同。寻衅滋事罪不要求聚众，后二者必须是多人以上以聚众形式出现。

3、客观方面不同。寻衅滋事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行为，或者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行为，或者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毁损、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行为，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后二者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聚众冲击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或者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4、犯罪主体不同。寻衅滋事罪的所有参与者都要以本罪追究刑事责任；后两者只追究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的刑事责任。

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

两者的区别在于：寻衅滋事行为人勒索的动机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刺激，故意炫耀，因此犯罪往往是当面地、直截了当地进行，敲诈勒索行为人索取财物是主要目的，因此他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常常以间接的或当面暗示的方法进行，往往采取隐秘的方法，持着不愿让人觉察的态度。

本罪与抢劫罪的界限

1、主观特征上不同。寻衅滋事罪是以满足耍威风等不正常的精神刺激或其他不健康的心理需要为动因，以破坏社会秩序为目的抢劫罪是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犯罪动机多种多样。

2、客观上不同。寻衅滋事罪表现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行为；抢劫罪表现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行为。

3、客体上不同。寻衅滋事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抢劫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

本罪与故意伤害罪的区别

1、动机不同：寻衅滋事基于打人取乐发泄或者显示威风、无端寻衅之动机;故意伤害往往产生于一定的事由或者恩怨。

2、行为对象不同：寻衅滋事的行为对象是不特定的，而故意伤害往往是特定事情的关系人。

规范评价

刑法第293条共规定了四种行为类型，但在现实生活中，行为人可能实施了二种以上的行为，对此能否进行综合评价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是司法实践上经常遇到因而需要展开讨论的问题。通过对分则条文的归纳可以发现，对于一个分则条文规定多种具体行为类型的情形，需要区别对待。

其一，行为人实施了法条列举的多种行为，可以进行综合评价的情形。

例如，刑法第194条第1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

（二）明知是作废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

（三）冒用他人的汇票、本票、支票的；

（四）签发空头支票或者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支票，骗取财物的；

（五）汇票、本票的出票人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或者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骗取财物的。”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票据诈骗罪的“数额较大”以5000元为起点。显然，当行为人甲明知是伪造的支票而使用，骗取2000元，冒用他人支票骗取2000元，签发空头支票骗取1000元时，可以认定行为人“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较大”，进而以票据诈骗罪论处。因为本条本款所列的各项，并不是完整的罪状，各项规定与项前规定的综合，才是完整的罪状。倘若刑法第194条将“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要求，分散规定于各项中，⑧那么，甲的行为就不符合任何一项的构成要件，因而不可能成立犯罪。

其二，行为人实施了法条列举的多种行为，不能进行综合评价的情形。

例如，刑法第384条第1款前段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显然，这种并列规定了三种行为类型：一是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不要求数额较大；但为了限制处罚范围，司法解释仍然规定了数额起点；二是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要求数额较大；三是挪用公款进行其他活动，也要求数额较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4月29日《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以挪用公款5000元至1万元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起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以挪用公款1万元至3万元为“数额较大”的起点。概言之，刑法分则条文根据公款用于非法活动、营利活动与其他活动的不同用途，规定了不同的定罪标准，司法解释也针对不同用途规定了不同的定罪数额标准。显然，这种情况与前述刑法第194条的规定存在区别。因为在分则条文规定了几种行为类型的情况下，只有当行为符合其中一种或数种行为类型时，才可能认定为犯罪。如果对行为进行评价的结局是并不符合其中的任何一种行为类型，则不可能认定为犯罪，否则便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

与刑法第384条第1款规定相同，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四种行为类型，可谓完整的犯罪类型，换言之，其规定的每一行为类型都是一个完整的罪状。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其中之一时，才能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倘若行为人实施了四种行为，但对任何一种行为都不能评价为情节严重或情节恶劣，又不能将四种行为规范评价为其中一种情节严重或者恶劣的行为时，也不能认定为寻衅滋事罪。例如，行为人甲随意殴打A一次没有造成任何伤害，辱骂B一次且情节轻微，强拿硬要C的一个水果，在公共场所闹过事但没有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显然，甲的行为不符合刑法第293条的任何一项罪状，因而不可能成立寻衅滋事罪。

正因为如此，司法机关在认定寻衅滋事罪时，一般要求行为完全符合刑法第293条的某一项要求。例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法若干问题的具体意见》规定：“认定寻衅滋事罪，应注意把握法定的‘情节’要求。行为人虽具有刑法第293条所列四项行为中的两项或两项以上行为，但每一项行为均未达到该项规定的‘情节’要求的，仍不能以本罪认定。”

但是，这一规定虽然具有合理内涵，却也过于绝对，因而存在不当之处。因为对案件事实的归纳应当以拟适用的构成要件为指导，而且案件事实总是具有不同的侧面，行为总是具有多重性质。所以，法官不能事先固定案件事实的性质，然后再寻找应当适用的法条，而应当根据拟适用的法条归纳案件事实、判断事实的性质。而且，所谓某种事实“符合”构成要件，是指某种事实具备了构成要件所要求的要素及其内在联系，或者说，某种事实并不缺乏构成要件所要求的内容，而不是指事实与构成要件完全一致。例如，向知情者倒卖伪造的国库券的行为，就完全符合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的构成要件。不能以国库券属于有价证券为由，否认其也属于有价票证。因为国库券这一有价证券，并不缺少刑法第227条的构成要件所要求的有价票证的内容。再者，在事实内容、行为性质相同的情况下，完全可能将重行为评价为轻行为；在复合行为包含了法律要求的单一行为的情况下，完全可能将现实中的复合行为评价为单一行为。就寻衅滋事罪而言，当行为人实施了刑法第293条所列举的多项行为，虽然各项行为本身并未达到情节恶劣、情节严重等要求，但经过规范评价，可以认定行为人达到了其中一项要求时，仍然可以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例如，行为人甲，随意殴打他人两次，没有造成任何结果。此外，甲两次使用轻微暴力强拿硬要他人财物，但该两次行为本身也难评价为情节严重。虽然殴打他人的行为，不能评价为强拿硬要，但是，对于使用轻微暴力的强拿硬要行为，则完全可以评价为随意殴打他人。因为使用轻微暴力强拿硬要，不仅侵犯了他人身体安全，而且侵犯了他人财物。将其评价为殴打他人，并没有重复评价，相反没有评价其侵犯财产部分。这是对行为人有利的一种评价。所以，可以将甲的行为规范评价为“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

再如，行为人乙，随意殴打他人两次，没有造成任何实害结果。此外，乙两次使用轻微暴力追逐、拦截他人。对此，也可以评价为“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