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刑事辩护相关文章在互联网加时代，任何一个行业都无法拒绝互联网的魅力，也无法逃脱互联网的魔力。好的很还是坏得很，是争论不出结果的。比如开网店的说它好的很，百货大楼说它坏得很；专车司机说它好的很，出租车公司说它坏得很；死磕律师说它好的很，小河法院说它坏得很。

公权力对于现实生活的干预从来是迫不及待的。不出所料，小河案二审还未终结，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了“刑诉法司法解释”，其在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三项中规定：“不得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摄影，或者通过发送邮件、博客、微博客等方式传播庭审情况”。有人说这是“小河条款”。

我们无法探究立法者的思想根源，不能确定这个条款是不是为小河案量身定做。但小河案的审理发生在2012年中期，辩护律师在对案件审理信息的发布手段上，已将微博自媒体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使得一直喜欢暗箱操办案件的司法部门既措手不及，又恼羞成怒。联系到该案审理期间最高公检法司律协均派人在场督办，由此导致2012年年底由最高法院出台对律师的限制措施，应该说不是巧合。

就在该司法解释开始施行的2013年，北京发生了李天一案。众所周知，这件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不公开审理案件，许多信息被赤裸裸地公之于众。手段，当然是互联网微博。而干这事的，不是小河案的死磕律师，而是其他从未被维稳部门关注和警惕的同行。他们对互联网技术的运用之娴熟，对上网公布内容的选择之大胆，令死磕律师面红耳赤，心惊肉跳。

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势不可挡的互联网加时代，刑辩律师如何把控网络自媒体的尺度，什么可干，什么不可干？也就是说，既要做好互联网的加法这道题，又要做好互联网的减法这道题，否则在互联网的考卷面前就会不及格。